2009年某一天,一位专注于传记文学创作的女作家,历经千辛万苦丰汇投资,远道而来到北京,准备拜访一位非同寻常的老太太。
女作家很快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老太太的住处,并成功与她取得了联系。当两人终于见面时,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听完女作家的来意和采访请求后,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事实上,这位女作家此行的目的便是采访这位老太太,为她撰写一本详尽的传记。
在面对面的深谈中,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缓缓诉说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,以及那段早已被历史尘封的往事。
那么,这位特殊的老太太到底是谁?她为何如此独特?她身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?
展开剩余89%这位特殊的老太太,正是曾名声显赫的“红卫兵五大领袖”之一——聂元梓。
提到聂元梓,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她在十年动乱时期写下的那张著名大字报,这张被誉为“全国第一”的大字报让她一举成名,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而在这之前,聂元梓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。那么,她究竟是如何成为“五大领袖”之一的呢?这还得从她的早年经历说起。
1921年,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滑县的一个地主家庭。她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,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哥哥的影响。
在那个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,除了贫苦群众投身革命,部分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也积极参与其中,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就是其中的典型。
聂真的革命生涯始于1929年,他在北平求学期间加入革命行列,并于次年加入共产党。此后,他被党组织派回家乡,创建了中共滑县县委,担任县委书记,而县委办公室就设在家里。
受哥哥的影响,年仅16岁的聂元梓决心追随共产党投身革命。
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不久,共产党积极动员抗日青年参军,聂元梓也因此报名参军。1938年1月,她正式加入共产党,随后被派往延安接受学习和工作锻炼。
可以说,这一时期的聂元梓心思较为单纯,她入党的初衷是被共产主义理念吸引,想为穷苦百姓谋福祉。她以“不怕苦不怕累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,工作非常卖力。
抗战胜利后,聂元梓工作表现突出,被调往东北,先后担任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。建国后,她的行政级别升至十二级,进入高级干部行列。
然而,与其顺利的官场道路形成对比的是,她的婚姻生活却充满坎坷。她一生有两任丈夫,第一任丈夫叫吴宏毅,两人于1945年结婚。
婚姻初期,夫妻感情虽不深厚,但勉强过得去。战争年代,两人忙于革命工作,生活相对平淡。然而,随着建国后社会环境变化,吴宏毅的思想发生转变。
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,他渐渐看不起只有中学文化、外貌平凡的妻子,开始在外沾花惹草,行为也日渐放纵。
聂元梓最初为维护家庭完整,尽量忍让丈夫,甚至在他生病时放下工作悉心照顾,试图挽回感情。但吴宏毅根本不为所动,依旧沉迷于外面的花天酒地。
最终丰汇投资,吴宏毅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组织严厉处分。忍无可忍的聂元梓于1959年选择了与他离婚。
俗话说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婚姻不顺的同时,聂元梓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,而问题的根源正是她自身。
随着职位节节攀升,她内心的权力欲望愈发强烈,性格中那种固执、蛮横、无理取闹的缺点在工作中暴露无遗。
这导致她与上司、同事矛盾频发,关系紧张,无法获得更多提拔,权力欲遭到挫败。
婚姻和事业双重打击让哈尔滨成为她的伤心地。离婚后,聂元梓求助哥哥聂真,希望能调离哈尔滨,到北京工作。
对妹妹的困境感到无奈的聂真联系了老战友、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。在哥哥的帮助下,聂元梓被调入北京大学,任经济系副主任。
到了北京,聂元梓安分一段时间,因工作需要,她将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送给母亲和他人抚养,这种冷漠的母亲形象令人唏嘘。
在北大,她暂时收敛了蛮横的性格,表现小心谨慎,工作认真,逐渐赢得信任,很快升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。
然而,升职后的聂元梓并未安分,内心的权力欲再次膨胀,为她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。
1964年,高教部派工作组进驻北大,要求师生对领导班子提出意见,这给了蠢蠢欲动的聂元梓施展的机会。
她借机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发难。
当年陆平在聂元梓陷入困境时接纳了她,安排住房并重用她,堪称恩人。
然而,聂元梓却恩将仇报,将陆平会议发言断章取义整理成材料上交工作组,诬蔑他为“资产阶级党内代理人”。
除了想借此攀升高位,她还有泄愤的成分。升职后的她性格暴露无遗,矛盾加剧。
她还有个毛病是虚荣心强,文化水平低,经常在哲学系大谈哲学,闹出不少笑话。
如曾将《静静的顿河》误认作赫鲁晓夫作品,实际作者是肖洛霍夫。
最终,陆平对她渐生怨言,重用减少,聂元梓对恩人怨恨加深。
对党内位置不满,加之陆平态度变化,她怀疑被故意排挤,于是对他心怀仇恨。
工作组的出现成了她“复仇”的契机。
当陆平处境危急,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断言“陆平是个好同志”,使他得以保全。
陆平平安无事,但聂元梓却名声扫地,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。
身处风暴中心,聂元梓惶恐不安,急需保护伞,决定再婚找能助她的人。
经过奔走,她锁定了目标:老革命吴溉之。
吴溉之1924年入党,曾参加北伐、长征,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,身居高位。
他妻子早逝,正因如此,聂元梓盯上了他。
1965年夏,在老战友撮合下,67岁的吴溉之与聂元梓见面。为抓住机会,聂元梓使尽浑身解数讨好他,赢得好感。
虽遭子女反对,二人于当年冬天结婚。
不久后,中国历史上最大动乱拉开帷幕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北大“蹲点”,眼见风暴临近,便找到聂元梓,怂恿她再写大字报批判领导。
有过前车之鉴的聂元梓谨慎许多,以“不愿插手”为由拒绝拉拢。
然而,1966年《五·一六通知》发出,动乱正式爆发,聂元梓找曹轶欧商量能否写针对陆平的大字报。
获准后,积怨已深的她迅速写出大字报,一经贴出,引发轩然大波。
此大字报被誉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,连康生亲自出面力挺,称其为“巴黎公社式宣言”。
凭借这张大字报,聂元梓一炮打响,成为红卫兵“五大领袖”之一,与蒯大富、韩爱晶、谭厚兰、王大宾齐名。
她借机与康生、江青等权力核心拉近关系,成为其忠实“打手”。
此后,聂元梓的生活风光无比,仿佛“慈禧太后”般威风凛凛,身边总有拥护者簇拥。
她除了享受领袖光环,还积极执行打手职责,按照康生指示,对彭真、安子文等老干部发难,诬陷他们为“叛徒”,甚至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朱德,行径极端残忍。
不仅如此,聂元梓还用手中权力打击异己,包括她的第二任丈夫吴溉之。
1966年,在康生指使下,聂元梓与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吴溉之离婚。康生怀疑吴溉之与“特务”有染,要求审查,遂促成离婚。实则吴政治清白,此为无中生有。
离婚后,聂元梓对曾保护过自己的丈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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